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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瓶确实大了点，乔小麦拿不住，富大一手抱着她，另一只手还要帮她举着奶瓶子，竟然还挺享受，富小三在后头跟上，只觉自己大哥对这个妹妹是真好，比对自己好多了。
倒爷
牟国安在堂屋赔富老三和唐爱国说话，郑剑锋将乔建国叫到自己房间，丢给他几个账本，细细说道了这两年他在外头做买卖的情况，给乔建国点了根烟，“姐夫，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现在南方那经济发展迅速，分分钟钟都是进账，你自己想想，到底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干，”
乔建国接过烟放到嘴上，合上账本，巴巴地问，“乖乖，真有这么好赚？”
自中央批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他身边下海干个体的也不少，却没见过像郑剑锋这般捞钱的，不过两年的时间，竟捞了他干一辈子厨子也不一定能存到的钱。
他不是不信他这小舅子，只是脑子有点乱、有点懵。
郑剑锋收起账本，不急不躁地说：“姐夫，我能骗你？我就是再混账，我也不能拿我姐和孩子开玩笑，我知道我们现在是走国家漏洞，可干这事也不只我们几个，再说这艘船我们也搭不了多久了，没准明年形势就变了呢？到时候你就想赚也没得赚，”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倒爷”是值得书写的群体之一。就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个体户、倒爷、小作坊、集体工厂以“蚂蚁雄兵”的方式，推倒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堤防。
直到后世的2010年，在大多数国人的眼中，“倒爷”这个词说起来似乎依然不是那么的褒义。事实上，这些人恰恰是改革开放之初最善于抓住商机的那拨人。
而郑剑峰、唐爱国、孙建军恰是赶上这趟车的那拨人。
1979年后，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许多产品的国家统配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抬高，比如原煤价格从每吨14.52元提高为32.32元，统配水泥由每吨40元提高到90元；而另一方面，国家也允许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可按市场价格出售。
这就形成了“双重价格”，也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国家统配价和市场价同时并存)。这样的背景下，市场价格比国家统配价时常会高出一到两倍。“双轨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也给那些“倒爷”们带来了商机。
郑剑锋在越战中为救牟国安身中三枪，并在紧急时刻扑倒了一个叫牛根生的战友，不曾想本能的护友之举换来了一生的贵人相助。
越战之后，他以伤员的身份复员回家，而牛根生和牟国安却被授予二等功章并提干。
牛根生的老爷子在河南省政府部门任要职，为了报答郑剑锋的救命恩人便从动用老爷子的人脉给牟国安搞到一张一次性木材采伐批条，那个时候，北方的木材大概在两三百元一立方米，而到了浙江就卖到了七八百元一立方米。
于是，郑剑锋拉起了昔日的战友唐爱国和孙建军做起了木材的倒卖生意。
虽然批条只能用一次，但在那个双轨制的年代，利用手中资源倒空卖空，已经心照不宣。精明的唐爱国、郑剑峰他们便用第一次赚取的利润疏通关系做了本钱到其他地方继续倒卖。
把东北的大米、豆子卖到江浙、上海、北京，把江浙、苏杭等地的衣服和丝织制品卖到苏北、山东、河南----等地，把从沿海论斤称来电子手表用军帽装了在各地大城市兜售，后来发展到缺什么倒什么、什么紧俏就倒什么。
80年代的中国大陆，把两个木头盒子外边包上一层钢丝网，都能够以录音机的价格卖出去，可以想象这中间的利润是何等的暴利。
基本上去一个发一个。
最初郑剑锋也有拉乔建国入伙的打算，只是那时的他才刚成为煤矿厂的正式职工，因为个块头大、手脚勤快、做事稳当，被安排负责厨房里的采买工作，相当于‘采购’，这时还是买方市场，额外的油水外捞并不多，但家里的肉、菜、油却没紧张过，不然也不会一下子拿出一万块钱给郑剑锋凑本钱。
再来这个年代有个正职工作还是挺壮面子的事，投机倒把、倒买倒卖还是件让人看不起的营生，是低贱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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